引自 cc on 2025 年 8 月 19 日, 13:51:12

《堡壘》的編者，囑我撰文字一篇， 略述自己學習歷史的經過，以資今日青年的借鑑。我的史學本無足道；加以現在治史的方法，和從前不同。即使把我學習的經過都說出來，亦未必於現在的青年有益。所以我將此題分為兩橛，先略述我學習的經過，再略談現在的學習方法。

 

一、少時得益於父母師友

我和史學發生關係，還遠在八歲的時候。我自能讀書頗早，這一年，先母程夫人始取《綱鑑正史約編》，為我講解。先母無暇時，先姊頒宜（諱永萱）亦曾為我講解過。約講至楚漢之際，我說：「我自己會看了。」於是日讀數葉。約讀至唐初，而從同邑魏少泉（景征）先生讀書。先生命我點讀《綱鑑易知錄》，《約編》就沒有再看下去，《易知錄》是點讀完畢的。十四歲，值戊戌變法之年，此時我已能作應舉文字。八股既廢，先師族兄少木（諱景柵）命我點讀《通鑑輯覽》，約半年而畢。

當中日戰時，我已讀過徐繼畲的《瀛環志略》，並翻閱過魏默深的《海國圖志》，該兩書中均無德意志之名，所以竟不能知德國所在，由今思之，真覺得可笑了。是年，始得鄒沅帆的《五洲列國圖》，讀日本岡本監輔的《萬國史記》，蔡爾康所譯《泰西新史攬要》，及王韜的《普法戰紀》；黃公度的《日本國志》則讀而未完，是為我略知世界史之始。

明年，出應小試，僥倖入學。先考譽千府君對我說：「你以後要多讀些書，不該競競於文字之末了。」我於是又讀《通鑑》、畢沅的《續通鑑》和陳克家的《明紀》，此時我讀書最勤，讀此三書時，一日能盡十四卷，當時茫無所知，不過讀過一遍而已。曾以此質諸先輩，先輩說：「初讀書時，總是如此，讀者是要自己讀出門徑來的，你讀過兩三千卷書，自然自己覺得有把握，有門徑。初讀書時，你須記得《曾文正公家書》裡的話：『讀書如略地，但求其速，務求其精。』」我謹受其教，讀書不求甚解，亦不求記得，不過讀過就算而已。

十七歲，始與表兄管達如（聯第）相見，達如為吾邑名宿謝鍾英先生的弟子，因此得交先生之子立恆（觀），間接得聞先生之緒論。先生以考證著名，尤長於地理，然間接得先生之益的，卻不在其考證，而在其論事的深刻。我後來讀史，頗能將當世之事，與歷史上之事實互勘，而不為表面的記載所囿，其根基實植於此時。

至於後來，則讀章太炎、嚴幾道兩先生的譯著，受其啟發亦非淺。當世之所以稱嚴先生者為譯述，稱章先生為經學、為小學、為文學，以吾觀之，均不若其議論能力求核實之可貴。

蘇常一帶讀書人家，本有一教子弟讀書之法，繫於其初能讀書時，使其閱《四庫全書書目提要》一過，使其知天下（當時之所謂天下）共有學問若干種？每種的源流派別如何？重要的書，共有幾部？實不啻於讀書之前，使其泛覽一部學術史，於治學頗有裨益。此項功夫，我在十六七歲時亦做過，經、史、子三部都讀完，惟集部僅讀一半。我的學問，所以不至十分固陋，於此亦頗有關係（此項功夫，現在的學生，亦仍可做，隨意瀏覽，一暑假中可畢）。

十七歲這一年，又始識同邑丁桂征（同紹）先生。先生之妻為予母之從姊。先生為經學名家，於小學尤精熟，問以一字，隨手檢出《說文》和《說文》以後的字書，比我們查字典還要快。是時，吾鄉有一個龍城書院，分課經籍、輿地、天算、詞章。我有一天，做了一篇講經學上的考據文字，拿去請教先生，先生指出我對於經學許多外行之處，因為我略講經學門徑，每勸我讀《說文》及註疏。我聽了先生的話，乃把《段注說文》閱讀一過，又把《十三經註疏》亦閱讀一過，後來治古史略知運用材料之法，植基於此。

二、我學習歷史的經過

我少時所得於父母師友的，略如上述，然只在方法上面；至於學問宗旨，則反以受漠不相識的康南海先生的影響為最深，而梁任公先生次之。這大約是性情相近之故罷？我的感情是強烈的，而我的見解亦尚通達，所以於兩先生的議論，最為投契。我所希望的是世界大同，而我亦確信世界大同之可致，這種見解，實植根於髫年讀康先生的著作時，至今未變。至於論事，則極服膺梁先生，而康先生的上書記（康先生上書，共有七次：第一至第四書合刻一本；第五、第七，各刻一本；惟第六書未曾刊行），我亦受其影響甚深。當時的風氣，是沒有現在分門別類的科學的，一切政治上社會上的問題，讀書的人都該曉得一個大概，這即是當時的所謂「經濟之學」。我的性質亦是喜歡走這一路的，時時翻閱《經世文編》一類的書，苦於掌故源流不甚明白。

十八歲，我的姨丈管凌雲（諱元善）先生，即達如君之父，和湯蟄仙（壽潛）先生同事，得其所著《三通考輯要》，勸我閱讀。我讀過一兩卷，大喜，因又求得《通考》原本，和《輯要》對讀，以《輯要》為未足，乃舍《輯要》而讀原本。後來又把《通典》和《通考》對讀，並讀過《通志》的二十〈略〉。此於我的史學，亦極有關係。人家都說我治史喜歡講考據，其實我是喜歡講政治和社會各問題的，不過現在各種社會科學，都極精深，我都是外行，不敢亂談，所以只好講講考據罷了。

年二十一歲，同邑屠敬山（寄）先生在「讀書閱報社」講元史，我亦曾往聽，先生為元史專家，考據極精細，我後來好談民族問題，導源於此。

我讀正史，始於十五歲時，初取《史記》，照歸、方評點，用五色筆照錄一次，後又向丁桂征先生借得前後《漢書》評本，照錄一過。《三國志》則未得評本，僅自己點讀一過，都是當作文章讀的，於史學無甚裨益。我此時並讀《古文辭類纂》和王先謙的《續古文辭類纂》，對於其圈點，相契甚深。我於古文，雖未致力，然亦略知門徑，其根基實植於十五歲、十六歲兩年讀此數書時。所以我覺得要治古典主義文學的人，對於前人良好的圈點，是相需頗殷的。古文評本頗多，然十之八九，大率俗陋，都是從前做八股文字的眼光，天分平常的人，一入其中，即終身不能自拔。如得良好的圈點，用心研究，自可把此等俗見，祛除淨盡，這是枝節，現且不談。四史讀過之後，我又讀《晉書》《南史》《北史》《新唐書》《新五代史》，亦如其讀、續《通鑑正》及《明紀》然，僅過目一次而已。聽屠先生講後，始讀《遼》、《金》、《元》史，並將其餘「諸史」補讀。第一次讀遍，系在二十三歲時，正史是最零碎的，匆匆讀過，並不能有所得，後來用到時，又不能不重讀。人家說我正史讀過遍數很多，其實不然，我於四史， 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讀得最多，都曾讀過四遍，《後漢書》、《新唐書》、《遼史》、《金史》、《元史》三遍，其餘都只兩遍而已。

我治史的好講考據，受《日知錄》《廿二史札記》兩部書，和梁任公先生在雜誌中發表的論文，影響最深。章太炎先生的文字，於我亦有相當影響；親炙而受其益的，則為丁桂征、屠敬山兩先生。考據並不甚難，當你相當的看過前人之作，而自己讀史又要去推求某一事件的真相時，只要你肯下功夫去搜集材料，材料搜集齊全時，排比起來，自然可得一結論。但是對於群書的源流和體例，須有常識。又什麼事件，其中是有問題的，值得考據，需要考據，則是由於你的眼光而決定的。眼光一半由於天資，一半亦由於學力。涉獵的書多了，自然讀一種書時，容易覺得有問題，所以講學問，根基總要相當的廣闊，而考據成績的好壞，並不在於考據的本身。最要不得的，是現在學校中普通做論文的方法，隨意找一個題目，甚而至於是人家所出的題目。自己對於這個題目，本無興趣，自亦不知其意義，材料究在何處，亦茫然不知，於是乎請教先生，而先生亦或是一知半解的，好的還會舉出幾部書名來，差的則不過以類書或近人的著作塞責而已（以類書為線索，原未始不可，若徑據類書撰述，就是笑話了）。不該不備，既無特見，亦無體例，聚集鈔撮，不過做一次高等的鈔胥工作。做出來的論文，既不成其為一物，而做過一次，於研究方法，亦毫無所得，小之則浪費筆墨，大之則誤以為所謂學問，所謂著述，就是如此而已，則其貽害之巨，有不勝言（清晨註：一作「不忍言」）者已。此亦是枝節，擱過不談（此等弊病，非但中國如此，即外國亦然。清晨註：他書在此三句後有「抗戰前，上海《大公報》載有周太玄先生的通信，曾極言之」數語）。

三、社會科學是史學的根基

我學習歷史的經過，大略如此，現在的人，自無從再走這一條路。史學是說明社會之所以然的，即說明現在的社會，為什麼成為這個樣子。對於現在社會的成因，既然明白，據以猜測未來，自然可有幾分用處了。社會的方面很多，從事於觀察的，便是各種社會科學。前人的記載，只是一大堆材料。我們必先知觀察之法，然後對於其事，乃覺有意義，所以各種社會科學，實在是史學的根基，尤其是社會學。因為社會是整個的，所以分為各種社會科學，不過因一人的能力所限，分從各方面觀察，並非其事各不相干，所以不可不有一個綜合的觀察。綜合的觀察，就是社會學了。我嘗覺得中學以下的講授歷史，並無多大用處。歷史的可貴，並不在於其記得許多事實，而在其能根據事實，以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，非中學學生所能；若其結論系由教師授與，則與非授歷史何異？所以我頗主張中等學校以下的歷史，改授社會學，而以歷史為註腳，到大學以上，再行講授歷史。此意在戰前，曾在《江蘇教育》上發表過，未能引起人們的注意。然我總覺得略知社會學的匡廓（清晨註：如社會學、政治學、倫理學、哲學、經濟學……），該在治史之先。至於各種社會科學，雖非整個的，不足以攬其全，亦不可以忽視。為什麼呢？大凡一個讀書的人，對於現社會，總是覺得不滿足的，尤其是社會科學家，他必先對於現狀，覺得不滿，然後要求改革；要求改革，然後要想法子；要想法子，然後要研究學問。若其對於現狀，本不知其為好為壞，因而沒有改革的思想，又或明知其不好，而只想在現狀之下，求個苟安，或者撈摸些好處，因而沒有改革的志願；那還講做學問幹什麼？所以對於現狀的不滿，乃是治學問者，尤其是治社會科學者真正的動機。此等願望，誠然是社會進步的根源；然欲遂行改革，非徒有熱情，便可濟事，必須有適當的手段；而這個適當的手段，就是從社會科學裡來的。社會的體段太大了，不像一件簡單的物事，顯豁呈露地擺在我們面前，其中深曲隱蔽之處很多，非經現代的科學家，用科學的方法，仔細搜羅，我們根本還不知道有這回事，即使覺得有某項問題，亦不會知其癥結之所在。因而我們想出來的對治的方法，總像斯賓塞在《群學肄言》裡所說的：「看見一個銅盤，正面凹了，就想在其反面凸出處打擊一下，自以為對症發藥，而不知其結果只有更壞。」發行一種貨幣，沒有人肯使用，就想用武力壓迫，就是這種見解最淺顯的一個例子。其餘類此之事還很多，不勝枚舉，而亦不必枚舉。然則沒有科學上的常識，讀了歷史上一大堆事實的記載，又有何意義呢？不又像我從前讀書，只是讀過一遍，毫無心得了麼？所以治史而能以社會科學為根柢，至少可以比我少花兩三年功夫，而早得一些門徑。這是現在治史學的第一要義，不可目為迂腐而忽之。

對於社會科學，既有門徑，即可進而讀史。第一步，宜就近人所著的書，揀幾種略讀，除本國史外，世界各國的歷史，亦須有一個相當的認識；因為現代的歷史，真正是世界史了，任何一國的事實，都不能撇開他國而說明。既然要以彼國之事，來說明此國之事，則對於彼國既往之情形，亦非知道大概不可。況且人類社會的狀態，總是大同小異的：其異乃由於環境之特殊，此如夏葛而冬裘，正因其事實之異，而彌見其原理之同。治社會科學者最怕的是嚴幾道所說的「國拘」，視自己社會的風俗制度為天經地義，以為只得如此，至少以為如此最好。此正是現在治各種學問的人所應當打破的成見，而廣知各國的歷史，則正是所以打破此等成見的，何況各國的歷史，還可以互相比較呢？

四、職業青年的治學環境

專治外國史，現在的中國，似乎還無此環境。如欲精治中國史，則單讀近人的著述，還嫌不夠，因為近人的著述，還很少能使人完全滿意的，況且讀史原宜多覓原料。不過學問的觀點，隨時而異，昔人所欲知的，未必是今人所欲知，今人所欲知的，自亦未必是昔人所欲知。因此，昔人著述中所提出的，或於我們為無益，而我們所欲知的，昔人或又未嘗提及。居於今日而言歷史，其嚴格的意義，自當用現代的眼光，供給人以現代的知識，否則雖卷帙浩繁，亦只可稱為史料而已。

中國人每喜以史籍之豐富自誇，其實以今日之眼光衡之，亦只可稱為史料豐富。史料豐富，自然能給專門的史學家以用武之地，若用來當歷史讀，未免有些不經濟，而且覺得不適合。但是現在還只有此等書，那也叫做沒法，我們初讀的時候，就不得不多費些功夫。於此，昔人所謂「門徑是自己讀出來的」，「讀書之初，不求精詳，只求捷速」，「讀書如略地，非如攻城」等等說法，仍有相當的價值。

閱讀之初，仍宜以編年史為首務，就《通鑑》一類的書中，任擇一種，用走馬看花之法，匆匆閱讀一過。此但所以求知各時代的大勢，不必過求精細。做這一步工夫時，最好於歷史地理，能夠知道一個大概，這一門學問，現在亦尚無適當之書，可取《讀史方輿紀要》，讀其全書的總論和各省各府的總論。讀時須取一種歷史地圖翻看。這一步工夫既做過，宜取《三通考》，讀其田賦、錢幣、戶口、職役、征榷、市糴、土貢、國用、選舉、學校、職官、兵、刑十三門。歷史的根柢是社會，單知道攻戰相殺的事，是不夠的，即政治制度，亦系表面的設施。政令的起原（即何以有此政令），及其結果（即其行與不行，行之而為好為壞），其原因總還在於社會，非了解社會情形，對於一切史事，可說都不能真實了解的。從前的史籍，對於社會情形的記述，大覺闕乏。雖然我們今日，仍可從各方面去搜剔出來，然而這是專門研究的事，在研究之初，不能不略知大概。這在舊時的史籍中，惟有敘述典章制度時，透露得最多。所以這一步工夫，於治史亦殊切要。此兩步工夫都已做過，自己必已有些把握，其餘一切史書，可以隨意擇讀了。

正史材料，太覺零碎，非已有主見的人，讀之實不易得益，所以不必早讀。但在既有把握之後讀之，則其中可資取材之處正多。正史之所以流傳至今，始終被認為正史者，即由其所包者廣，他書不能代替之故。但我們之於史事，總只能注意若干門，必不能無所不包。讀正史時，若能就我們所願研究的事情，留意採取，其餘則只當走馬看花，隨讀隨放過，自不慮其茫無津涯了。

考據的方法，前文業經略說，此中惟古史最難。因為和經、子都有關涉，須略知古書門徑，此須別為專篇，乃能詳論，非此處所能具陳。

學問的門徑，所能指出的，不過是第一步。過此以往，就各有各的宗旨，各有各的路徑了。我是一個專門讀書的人，讀書的工夫，或者比一般人多些，然因未得門徑，繞掉的圈兒，亦屬不少。現在講門徑的書多了，又有各種新興的科學為輔助，較諸從前，自可事半功倍。況且學問在空間，不在紙上，讀書是要知道宇宙間的現象，就是書上所說的事情；而書上所說的事情，也要把他轉化成眼前所見的事情。如此，則書本的記載，和閱歷所得，合同而化，才是真正的學問。昔人所謂「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」，其中確有至理。知此理，則閱歷所及，隨處可與所治的學問相發明，正不必兢兢於故紙堆中討生活了。所以職業青年治學的環境，未必較專門讀書的青年為壞，此義尤今日所不可不知。

《堡壘》的編者，囑我撰文字一篇， 略述自己學習歷史的經過，以資今日青年的借鑑。我的史學本無足道；加以現在治史的方法，和從前不同。即使把我學習的經過都說出來，亦未必於現在的青年有益。所以我將此題分為兩橛，先略述我學習的經過，再略談現在的學習方法。

一、少時得益於父母師友

我和史學發生關係，還遠在八歲的時候。我自能讀書頗早，這一年，先母程夫人始取《綱鑑正史約編》，為我講解。先母無暇時，先姊頒宜（諱永萱）亦曾為我講解過。約講至楚漢之際，我說：「我自己會看了。」於是日讀數葉。約讀至唐初，而從同邑魏少泉（景征）先生讀書。先生命我點讀《綱鑑易知錄》，《約編》就沒有再看下去，《易知錄》是點讀完畢的。十四歲，值戊戌變法之年，此時我已能作應舉文字。八股既廢，先師族兄少木（諱景柵）命我點讀《通鑑輯覽》，約半年而畢。

當中日戰時，我已讀過徐繼畲的《瀛環志略》，並翻閱過魏默深的《海國圖志》，該兩書中均無德意志之名，所以竟不能知德國所在，由今思之，真覺得可笑了。是年，始得鄒沅帆的《五洲列國圖》，讀日本岡本監輔的《萬國史記》，蔡爾康所譯《泰西新史攬要》，及王韜的《普法戰紀》；黃公度的《日本國志》則讀而未完，是為我略知世界史之始。

明年，出應小試，僥倖入學。先考譽千府君對我說：「你以後要多讀些書，不該競競於文字之末了。」我於是又讀《通鑑》、畢沅的《續通鑑》和陳克家的《明紀》，此時我讀書最勤，讀此三書時，一日能盡十四卷，當時茫無所知，不過讀過一遍而已。曾以此質諸先輩，先輩說：「初讀書時，總是如此，讀者是要自己讀出門徑來的，你讀過兩三千卷書，自然自己覺得有把握，有門徑。初讀書時，你須記得《曾文正公家書》裡的話：『讀書如略地，但求其速，務求其精。』」我謹受其教，讀書不求甚解，亦不求記得，不過讀過就算而已。

十七歲，始與表兄管達如（聯第）相見，達如為吾邑名宿謝鍾英先生的弟子，因此得交先生之子立恆（觀），間接得聞先生之緒論。先生以考證著名，尤長於地理，然間接得先生之益的，卻不在其考證，而在其論事的深刻。我後來讀史，頗能將當世之事，與歷史上之事實互勘，而不為表面的記載所囿，其根基實植於此時。

至於後來，則讀章太炎、嚴幾道兩先生的譯著，受其啟發亦非淺。當世之所以稱嚴先生者為譯述，稱章先生為經學、為小學、為文學，以吾觀之，均不若其議論能力求核實之可貴。

蘇常一帶讀書人家，本有一教子弟讀書之法，繫於其初能讀書時，使其閱《四庫全書書目提要》一過，使其知天下（當時之所謂天下）共有學問若干種？每種的源流派別如何？重要的書，共有幾部？實不啻於讀書之前，使其泛覽一部學術史，於治學頗有裨益。此項功夫，我在十六七歲時亦做過，經、史、子三部都讀完，惟集部僅讀一半。我的學問，所以不至十分固陋，於此亦頗有關係（此項功夫，現在的學生，亦仍可做，隨意瀏覽，一暑假中可畢）。

十七歲這一年，又始識同邑丁桂征（同紹）先生。先生之妻為予母之從姊。先生為經學名家，於小學尤精熟，問以一字，隨手檢出《說文》和《說文》以後的字書，比我們查字典還要快。是時，吾鄉有一個龍城書院，分課經籍、輿地、天算、詞章。我有一天，做了一篇講經學上的考據文字，拿去請教先生，先生指出我對於經學許多外行之處，因為我略講經學門徑，每勸我讀《說文》及註疏。我聽了先生的話，乃把《段注說文》閱讀一過，又把《十三經註疏》亦閱讀一過，後來治古史略知運用材料之法，植基於此。

二、我學習歷史的經過

我少時所得於父母師友的，略如上述，然只在方法上面；至於學問宗旨，則反以受漠不相識的康南海先生的影響為最深，而梁任公先生次之。這大約是性情相近之故罷？我的感情是強烈的，而我的見解亦尚通達，所以於兩先生的議論，最為投契。我所希望的是世界大同，而我亦確信世界大同之可致，這種見解，實植根於髫年讀康先生的著作時，至今未變。至於論事，則極服膺梁先生，而康先生的上書記（康先生上書，共有七次：第一至第四書合刻一本；第五、第七，各刻一本；惟第六書未曾刊行），我亦受其影響甚深。當時的風氣，是沒有現在分門別類的科學的，一切政治上社會上的問題，讀書的人都該曉得一個大概，這即是當時的所謂「經濟之學」。我的性質亦是喜歡走這一路的，時時翻閱《經世文編》一類的書，苦於掌故源流不甚明白。

十八歲，我的姨丈管凌雲（諱元善）先生，即達如君之父，和湯蟄仙（壽潛）先生同事，得其所著《三通考輯要》，勸我閱讀。我讀過一兩卷，大喜，因又求得《通考》原本，和《輯要》對讀，以《輯要》為未足，乃舍《輯要》而讀原本。後來又把《通典》和《通考》對讀，並讀過《通志》的二十〈略〉。此於我的史學，亦極有關係。人家都說我治史喜歡講考據，其實我是喜歡講政治和社會各問題的，不過現在各種社會科學，都極精深，我都是外行，不敢亂談，所以只好講講考據罷了。

年二十一歲，同邑屠敬山（寄）先生在「讀書閱報社」講元史，我亦曾往聽，先生為元史專家，考據極精細，我後來好談民族問題，導源於此。

我讀正史，始於十五歲時，初取《史記》，照歸、方評點，用五色筆照錄一次，後又向丁桂征先生借得前後《漢書》評本，照錄一過。《三國志》則未得評本，僅自己點讀一過，都是當作文章讀的，於史學無甚裨益。我此時並讀《古文辭類纂》和王先謙的《續古文辭類纂》，對於其圈點，相契甚深。我於古文，雖未致力，然亦略知門徑，其根基實植於十五歲、十六歲兩年讀此數書時。所以我覺得要治古典主義文學的人，對於前人良好的圈點，是相需頗殷的。古文評本頗多，然十之八九，大率俗陋，都是從前做八股文字的眼光，天分平常的人，一入其中，即終身不能自拔。如得良好的圈點，用心研究，自可把此等俗見，祛除淨盡，這是枝節，現且不談。四史讀過之後，我又讀《晉書》《南史》《北史》《新唐書》《新五代史》，亦如其讀、續《通鑑正》及《明紀》然，僅過目一次而已。聽屠先生講後，始讀《遼》、《金》、《元》史，並將其餘「諸史」補讀。第一次讀遍，系在二十三歲時，正史是最零碎的，匆匆讀過，並不能有所得，後來用到時，又不能不重讀。人家說我正史讀過遍數很多，其實不然，我於四史， 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讀得最多，都曾讀過四遍，《後漢書》、《新唐書》、《遼史》、《金史》、《元史》三遍，其餘都只兩遍而已。

我治史的好講考據，受《日知錄》《廿二史札記》兩部書，和梁任公先生在雜誌中發表的論文，影響最深。章太炎先生的文字，於我亦有相當影響；親炙而受其益的，則為丁桂征、屠敬山兩先生。考據並不甚難，當你相當的看過前人之作，而自己讀史又要去推求某一事件的真相時，只要你肯下功夫去搜集材料，材料搜集齊全時，排比起來，自然可得一結論。但是對於群書的源流和體例，須有常識。又什麼事件，其中是有問題的，值得考據，需要考據，則是由於你的眼光而決定的。眼光一半由於天資，一半亦由於學力。涉獵的書多了，自然讀一種書時，容易覺得有問題，所以講學問，根基總要相當的廣闊，而考據成績的好壞，並不在於考據的本身。最要不得的，是現在學校中普通做論文的方法，隨意找一個題目，甚而至於是人家所出的題目。自己對於這個題目，本無興趣，自亦不知其意義，材料究在何處，亦茫然不知，於是乎請教先生，而先生亦或是一知半解的，好的還會舉出幾部書名來，差的則不過以類書或近人的著作塞責而已（以類書為線索，原未始不可，若徑據類書撰述，就是笑話了）。不該不備，既無特見，亦無體例，聚集鈔撮，不過做一次高等的鈔胥工作。做出來的論文，既不成其為一物，而做過一次，於研究方法，亦毫無所得，小之則浪費筆墨，大之則誤以為所謂學問，所謂著述，就是如此而已，則其貽害之巨，有不勝言（清晨註：一作「不忍言」）者已。此亦是枝節，擱過不談（此等弊病，非但中國如此，即外國亦然。清晨註：他書在此三句後有「抗戰前，上海《大公報》載有周太玄先生的通信，曾極言之」數語）。

三、社會科學是史學的根基

我學習歷史的經過，大略如此，現在的人，自無從再走這一條路。史學是說明社會之所以然的，即說明現在的社會，為什麼成為這個樣子。對於現在社會的成因，既然明白，據以猜測未來，自然可有幾分用處了。社會的方面很多，從事於觀察的，便是各種社會科學。前人的記載，只是一大堆材料。我們必先知觀察之法，然後對於其事，乃覺有意義，所以各種社會科學，實在是史學的根基，尤其是社會學。因為社會是整個的，所以分為各種社會科學，不過因一人的能力所限，分從各方面觀察，並非其事各不相干，所以不可不有一個綜合的觀察。綜合的觀察，就是社會學了。我嘗覺得中學以下的講授歷史，並無多大用處。歷史的可貴，並不在於其記得許多事實，而在其能根據事實，以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，非中學學生所能；若其結論系由教師授與，則與非授歷史何異？所以我頗主張中等學校以下的歷史，改授社會學，而以歷史為註腳，到大學以上，再行講授歷史。此意在戰前，曾在《江蘇教育》上發表過，未能引起人們的注意。然我總覺得略知社會學的匡廓（清晨註：如社會學、政治學、倫理學、哲學、經濟學……），該在治史之先。至於各種社會科學，雖非整個的，不足以攬其全，亦不可以忽視。為什麼呢？大凡一個讀書的人，對於現社會，總是覺得不滿足的，尤其是社會科學家，他必先對於現狀，覺得不滿，然後要求改革；要求改革，然後要想法子；要想法子，然後要研究學問。若其對於現狀，本不知其為好為壞，因而沒有改革的思想，又或明知其不好，而只想在現狀之下，求個苟安，或者撈摸些好處，因而沒有改革的志願；那還講做學問幹什麼？所以對於現狀的不滿，乃是治學問者，尤其是治社會科學者真正的動機。此等願望，誠然是社會進步的根源；然欲遂行改革，非徒有熱情，便可濟事，必須有適當的手段；而這個適當的手段，就是從社會科學裡來的。社會的體段太大了，不像一件簡單的物事，顯豁呈露地擺在我們面前，其中深曲隱蔽之處很多，非經現代的科學家，用科學的方法，仔細搜羅，我們根本還不知道有這回事，即使覺得有某項問題，亦不會知其癥結之所在。因而我們想出來的對治的方法，總像斯賓塞在《群學肄言》裡所說的：「看見一個銅盤，正面凹了，就想在其反面凸出處打擊一下，自以為對症發藥，而不知其結果只有更壞。」發行一種貨幣，沒有人肯使用，就想用武力壓迫，就是這種見解最淺顯的一個例子。其餘類此之事還很多，不勝枚舉，而亦不必枚舉。然則沒有科學上的常識，讀了歷史上一大堆事實的記載，又有何意義呢？不又像我從前讀書，只是讀過一遍，毫無心得了麼？所以治史而能以社會科學為根柢，至少可以比我少花兩三年功夫，而早得一些門徑。這是現在治史學的第一要義，不可目為迂腐而忽之。

對於社會科學，既有門徑，即可進而讀史。第一步，宜就近人所著的書，揀幾種略讀，除本國史外，世界各國的歷史，亦須有一個相當的認識；因為現代的歷史，真正是世界史了，任何一國的事實，都不能撇開他國而說明。既然要以彼國之事，來說明此國之事，則對於彼國既往之情形，亦非知道大概不可。況且人類社會的狀態，總是大同小異的：其異乃由於環境之特殊，此如夏葛而冬裘，正因其事實之異，而彌見其原理之同。治社會科學者最怕的是嚴幾道所說的「國拘」，視自己社會的風俗制度為天經地義，以為只得如此，至少以為如此最好。此正是現在治各種學問的人所應當打破的成見，而廣知各國的歷史，則正是所以打破此等成見的，何況各國的歷史，還可以互相比較呢？

四、職業青年的治學環境

專治外國史，現在的中國，似乎還無此環境。如欲精治中國史，則單讀近人的著述，還嫌不夠，因為近人的著述，還很少能使人完全滿意的，況且讀史原宜多覓原料。不過學問的觀點，隨時而異，昔人所欲知的，未必是今人所欲知，今人所欲知的，自亦未必是昔人所欲知。因此，昔人著述中所提出的，或於我們為無益，而我們所欲知的，昔人或又未嘗提及。居於今日而言歷史，其嚴格的意義，自當用現代的眼光，供給人以現代的知識，否則雖卷帙浩繁，亦只可稱為史料而已。

中國人每喜以史籍之豐富自誇，其實以今日之眼光衡之，亦只可稱為史料豐富。史料豐富，自然能給專門的史學家以用武之地，若用來當歷史讀，未免有些不經濟，而且覺得不適合。但是現在還只有此等書，那也叫做沒法，我們初讀的時候，就不得不多費些功夫。於此，昔人所謂「門徑是自己讀出來的」，「讀書之初，不求精詳，只求捷速」，「讀書如略地，非如攻城」等等說法，仍有相當的價值。

閱讀之初，仍宜以編年史為首務，就《通鑑》一類的書中，任擇一種，用走馬看花之法，匆匆閱讀一過。此但所以求知各時代的大勢，不必過求精細。做這一步工夫時，最好於歷史地理，能夠知道一個大概，這一門學問，現在亦尚無適當之書，可取《讀史方輿紀要》，讀其全書的總論和各省各府的總論。讀時須取一種歷史地圖翻看。這一步工夫既做過，宜取《三通考》，讀其田賦、錢幣、戶口、職役、征榷、市糴、土貢、國用、選舉、學校、職官、兵、刑十三門。歷史的根柢是社會，單知道攻戰相殺的事，是不夠的，即政治制度，亦系表面的設施。政令的起原（即何以有此政令），及其結果（即其行與不行，行之而為好為壞），其原因總還在於社會，非了解社會情形，對於一切史事，可說都不能真實了解的。從前的史籍，對於社會情形的記述，大覺闕乏。雖然我們今日，仍可從各方面去搜剔出來，然而這是專門研究的事，在研究之初，不能不略知大概。這在舊時的史籍中，惟有敘述典章制度時，透露得最多。所以這一步工夫，於治史亦殊切要。此兩步工夫都已做過，自己必已有些把握，其餘一切史書，可以隨意擇讀了。

正史材料，太覺零碎，非已有主見的人，讀之實不易得益，所以不必早讀。但在既有把握之後讀之，則其中可資取材之處正多。正史之所以流傳至今，始終被認為正史者，即由其所包者廣，他書不能代替之故。但我們之於史事，總只能注意若干門，必不能無所不包。讀正史時，若能就我們所願研究的事情，留意採取，其餘則只當走馬看花，隨讀隨放過，自不慮其茫無津涯了。

考據的方法，前文業經略說，此中惟古史最難。因為和經、子都有關涉，須略知古書門徑，此須別為專篇，乃能詳論，非此處所能具陳。

學問的門徑，所能指出的，不過是第一步。過此以往，就各有各的宗旨，各有各的路徑了。我是一個專門讀書的人，讀書的工夫，或者比一般人多些，然因未得門徑，繞掉的圈兒，亦屬不少。現在講門徑的書多了，又有各種新興的科學為輔助，較諸從前，自可事半功倍。況且學問在空間，不在紙上，讀書是要知道宇宙間的現象，就是書上所說的事情；而書上所說的事情，也要把他轉化成眼前所見的事情。如此，則書本的記載，和閱歷所得，合同而化，才是真正的學問。昔人所謂「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」，其中確有至理。知此理，則閱歷所及，隨處可與所治的學問相發明，正不必兢兢於故紙堆中討生活了。所以職業青年治學的環境，未必較專門讀書的青年為壞，此義尤今日所不可不知。